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黄敬惟
走进展厅，一面巨大的照片墙映入眼帘，上面是已完成记录的1279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风采。与之相对的，是10米长的名单墙，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年来全国参加记录工作的4470位非遗保护工作者的名字。观众穿行其中，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聆听历史的诉说。
目前，“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正在国家图书馆展出，集中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10年来的成果。该项目于2015年由文化和旅游部启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负责规范编写、学术指导和成果验收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正在展览现场展示技艺。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黄敬惟 摄
记录采集工作成果丰硕
在展厅中，有这样一组对比。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对造纸的技术工艺进行了精准而细致的记载。工作团队经过严谨考据和比对，发现他们所收集、记录到的传统造纸技艺能够与书中记载逐一对应。传统文献与影音文献的直接比较，让观众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与赓续传承。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而自觉的记史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历代典籍、笔记中，对活态传统文化的记载比比皆是。
从《诗经》中由采诗官收集、整理的各地民歌，到《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玉器、陶器、青铜器制作程序和产品门类，再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笔记、著作中记载的古人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展现了中国丰富多样、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书馆是提供知识的地方，更是为人类留存记忆的地方。随着时代和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不仅存在于书籍，也存在于影像等更多形式中。如今，人们来图书馆获得信息、看展览、看演出……图书馆收藏的不只是书籍，而是一切人类信息的载体。在众多保存的信息中，有一份对非遗传承人的记录。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介绍，国家图书馆与全国各地非遗工作者共同参与完成对传承人的记录工作，其成果被永久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提供给当代读者并传给后世。
据统计，截至2025年6月，团队已对2290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工作，其中已完成记录工作的传承人有1279人。记录工作共采集原始素材75548.9小时，总数据量2969.7TB；形成影音文献成果20880.2小时，总数据量370TB。在这些成果中，口述片时长共计12865.6小时，整理形成口述史文稿总字数为14831.8万字，受访人（含传承人及相关人员）数量为9156人。
要记录的是“一片森林”
在展厅里，不少观众围在一面可互动触摸屏前，点击、查看信息，不时轻声交流。这是展览专门设置的专题展示，名为“瓣瓣同心”。
屏幕上，56个花瓣象征着五十六个民族，点击就能弹出关于该民族相关的非遗信息，如该民族当前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等。次一圈由上千个小圆圈组成，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圈越大代表该项目的传承人越多。第三圈则是10个非遗大类，如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俗等。最内圈的3997个点代表所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点击就能看到对该传承人和所属项目的介绍、照片，和已完成的记录工作成果综述，并通过与外圈连线，展现其所属民族、项目等。
这是对国家级非遗代表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的直观展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方法，但对其进行记录是基础。只有将活态的非遗实践、那些依托于传承人而存在的非遗知识与经验记录下来，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非遗传承、研究、推广和传播。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高旭是当地记录工作的项目负责人。“很多传统习俗类的非遗项目都是在特定时间、特定节令发生的。我们不仅要记录传承人、传承的项目，还要有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生态，包括观众的反应、村民的表情、仪式过程中在整个村子里发生的事都要完整地记录下来。”高旭说。
对于活态的非遗来说，用怎样的体例和方法才能把存在于传承人脑海中、肢体上的技能，通过影像、声音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记录，是记录工作团队工作的难点。在实践中，工作团队总结出一套名为“3+1”的方法。
“1”是基于图书馆和档案工作者的传统工作方式，在进行具体调研前对专题文献进行收集。在对一位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工作前，记录者需要对已知的文献进行汇总、数字化并编目保存。广播电台录音、电视演出片段、工艺品设计图手稿、前人采访或记录的内容……都是收集整理的对象。
“3”则是拍摄的3个部分。
其一是要对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访问，请传承人讲述其所知道的与该项目有关的内容，把他的经验、他的技能、他的知识都讲出来。
其二是对项目实践进行完整记录。如果是一位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就需要将整个制作过程拍下来，而且要全面记录所有他掌握的特色作品类型。如果是一位传统戏曲的传承人，他的代表作、只有他会的稀缺作品、大众耳熟能详和认可的作品，也要逐一记录。
最后是传承教学记录。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精微且个体化的记忆和经验，也是观众常说的所谓“韵味”“派头”。这些风格化的细微内容很难用语言或文字表述，也难以被精准记录。对此，记录工作者们选择通过拍摄传承人的教学过程进行补充。很多传承人都是很好的老师，他们带了几十年徒弟，教了很多学生，有系统独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这也是要记录的内容。“我们记录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一片森林。”田苗说。
守护非遗就是守护我们自己
在庆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我们即活态遗产”的口号。坚强又脆弱，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
田苗向记者分享了工作团队在上海收集整理码头号子的一段经历。
码头号子（上海港码头号子）是主要流传于上海黄浦江畔的劳动者之歌。上海港码头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他们创造的上海港码头号子，显示出五方杂处、多元并存的包容性。
上海港码头号子记录了上海开埠到20世纪60年代一百多年间码头工人的生存状态，具有特殊的历史研究价值，同时也为传统民间音乐的研究提供着重要材料。
贾志虎是码头号子（上海港码头号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2年9月，在项目实践片的前期讨论会上，考虑到传承人已是84岁的高龄，工作团队提出进行不进行负重拍摄的想法。然而贾志虎的一句：“必须扛！肩膀上没有分量就喊不出号子！”令在座的人动容。后经过慎重权衡，工作团队决定在拍摄过程中使用2袋共100斤的大米。
2022年9月22日，黄浦江边时隔六十年又重新响起苍劲的号子声。烈日下，贾志虎脊梁坚挺，迈着稳健步伐，一人肩运，二人扛运，走平地，下台阶，来来回回全程没说过一个“累”字。传承人的执着与坚韧，使得这次记录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人是非遗的载体。如果说“一位老人的去世，就是一座图书馆的崩塌”，那么一位传承人的离世，就是一座传统文化图书馆的消失。
非遗是基于庞大且漫长的知识、经验和文化心理积累的，代表性传承人是对其进行保存、识别的抓手。通过对他们进行记录，可以以点带面地将之留给后人。
在展厅入口处的照片墙上，已有近500张照片变为黑白——代表该传承人已经离世。这反映了开展非遗记录工作的必要性和及时性。
截至开展前，在记录过程中离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有71人，完成记录工作后离世的有397人。为此，展览特别设置的“先生之风”展区，展示了部分大师配合记录工作完成的人生最后影像，以此向他们致敬。
“如果要为非遗记录工作做一个比喻，‘眼睛’或许是最恰当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如一双双看向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眼睛。”田苗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智慧与历史，今人同样有责任将之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代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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