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天，父母生病或受了委屈，而自己远在千里之外，无法及时在场，怎么办？失独、丁克老人无儿无女在养老院受到欺凌，怎么办？
近日，一种名为“外包儿女”的新职业形态出现，既能让亲生子女找人代替自己陪伴爸妈，也能帮助老人解决实际问题。
给老人当“假儿子”月入过万
近日，辽宁大连的一男子组建“保镖团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他们身穿黑衣，虎背熊腰，常常拎着礼品出现在养老院、老旧小区或医院等场所。
这些“白社会大哥”与老人毫无血缘关系，却能陪老人看病、买菜、聊天逗乐，必要时还出面调解邻里矛盾，更能震慑别有心思的护工、保姆，成为老人身边“看得见的依靠”，被称为“外包儿女”。
据了解，这个团队服务一次收费500元到2500元，月入能够过万，团队人员从最初的9人发展到超1000人，退伍军人和律师重点考虑。目前，该团队已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分部。
超一半老人无人陪伴
“外包儿女”成“刚需”
“外包儿女”这事儿能出现，甚至能火，根本上还是因为社会有这个“痛点”，就像不少人指出：这是刚需。
先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3年末，空巢老人占比已经超过一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70%。在《老年人监护问题研究报告》调查的1611名对象中，长期空巢老年人约占40%，多数老年人认为自己生活照料情况一般或不足，存在养老担忧。陪伴，成了老人们最真实的渴求。
从儿女的视角看，谁不想守着爹妈尽孝？但现实中，为了生计、前途，多少人背井离乡，成了“千里之外的儿女”。父母生病、受委屈，自己干着急回不去，那种无力感，当过儿女的都懂。过去只能推了工作回家看看，可现在工作节奏这么快，饭碗也不是铁打的，哪能说走就走？
所以，“外包儿女”这种服务出现，给远方的儿女们递上了一根“救命稻草”，也让失独、丁克老人有了希望。有人能替自己去看看爸妈，陪他们唠唠嗑，甚至在他们受欺负时“撑撑腰”，这对于子女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慰藉。这本身也是社会服务的一种灵活反应。
不过，也有观点指出，“外包儿女”不是持证上岗的护工，护理知识欠缺，遇到突发状况很难正确应对；“外包儿女”相处过程中易引发财产纠纷，牵涉法律问题。另外，“外包儿女”毕竟不是亲生子女，靠金钱维系的亲情一旦疏离，还可能对老人的心理造成伤害。
付费背后的养老之困应被看见
其实，“外包儿女”业态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猎奇，而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下的产物，其本质是通过市场化的服务将情感劳动转为可供购买的服务。
当前，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0%，超过了欧盟总人口（4.504亿人）的65%以上，意味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
这其中有不少空巢、独居老人，一方面正面临着“有钱无伴”“有房无家”的困境，亟需精神上的陪伴支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中的大部分在面对移动支付、网络挂号等数字产品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迫切渴求有人能在他们生病等突发状况发生时陪伴左右进行帮助。
在这种困境和需求下，“外包儿女”业态的出现，既是市场对需求的敏锐捕捉，将本属于亲情范畴的“情感劳动”转化为可供交易的产品，也是老年人主动寻求外界帮助的一种尝试。
而从深层次来说，其背后反映的还是我国养老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精神赡养缺位问题。
当前，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养老服务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当前养老保障体系多聚焦于经济补贴、医疗护理等刚性需求方面，对老人们需要的精神陪伴等软性需求关注不足，社区养老服务、专业心理关怀等公共服务覆盖不足，导致“外包儿女”成为无奈之下的替代品，这背后是我国在精神赡养方面存在的供给短板。
可以说，“外包儿女”业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之路。不过，这绝对不能替代真正的亲情关系，解决其背后的养老困境也需要跳出市场化代偿的单一思路，从家庭、社会出发共同寻找破局之路。
比如，完善相关支持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社会应努力弥补社区养老服务中的情感短板，建立老年社交中心，开展情感陪伴服务……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落到实处。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外包儿女”的走红，是审视我国养老现状的一面镜子。当付费亲情成为部分老人的选择，我们更需反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是简单的表态、宣示，而是实实在在关系亿万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其家庭福祉的国家战略。面对养老之困，有关部门更应该多措并举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应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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